编者按：

南部县改革开放前七任县委书记的事迹由县政协文史委于2015年底汇集成《雪泥鸿爪——历任南部县委书记(改革开放前)》一书公开发行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值建国67周年国庆节，我们推出这本书，以纪念为人民共和国作出过贡献的领头人，希望读者从中受到教益并发表阅读意见。

书名“雪泥鸿爪”出自文学大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比喻往事遗留下的痕迹。南部县自解放以来针“文革”结束共经历了7任县委书记，他们中有出生入死的老红军，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勇士，有转战南北的南下干部，有抗美援朝、地方平叛的英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投入了极大热情。他们来自山西、河北、陕西、山东、四川等省内外，在南部任职时间或长或短，南部城乡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他们对南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已将思想、情感融入到南部这片热土，为南部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9篇专文由县政协文史员刘松乔老师撰稿，他通过查阅史料、拜访当事人及其家属子女、走访知史老人，撰稿后反复征求意见，几经修改而成。文章史料翔实，具体生动地记述了改革开放前七任县委书记的事迹，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南部县解放以来至1978年这段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细细品味这些篇章，扑面而来的是他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为民情怀，深入基层的群众观念，执行政策的楷模行为，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追求理想的崇高信念，开拓创新的争先意识，高超卓越的领导艺术……令人感动不已，敬意之情油然而生!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时期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的在执行政策中难免偏颇，给南部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损失，给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伤害，这些教训也是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总之，《雪泥鸿爪》——历任南部县委书记(改革开放前)的编辑出版，凝聚着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一批编撰人员的心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历史年代久远，一些资料难以收集，部分当事人去世，给编撰工作带来了困难;加之时间仓促，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和读者朋友指正。

县委书记连载之一

“凶县”坐得稳 浩天留威名

——记建国后首任县委书记、县长马浩天

刘松乔

马浩天，1920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山西省牺盟会协助员，中共雁北地委秘书，中共山西省左云县委书记、怀仁县委书记，中共绥蒙区委党校支部书记，晋绥行署行政干校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晋绥分局党校二部组织干事，中共四川南充地委委员、南部县委书记、县长，中共川北区党校教育长，中共云南省楚雄地委书记，云南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云南省农业厅水利局副局长，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办公室主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4年7月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2009年11月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90岁。

——摘自《云南日报》2009年11月12日二版

凶县，是解放前人们对难以治理的多事之县的一个称谓，在民间广为流传。南部，就是四川八大“凶县”之一：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党派林立、兵匪横行、社会关系盘根错节、治安秩序混乱不堪。历任官员都发怵畏难，很难有所作为。清代从顺治四年(1647)至宣统二年(1910)的263年间，履职南部的知县有113位，平均任职时间约28个月。民国元年(1912)至三十八年(1949)到任过50任知县(1917年以后称县长)，平均任职时间不足9个月。在任最长的2年，仅1人;干足一年的也只有14任，大部分是干几个月就走人;有5人到任不足1月扭头就走;1919年和1929年均是一年连换4任;1924、1926、1933年均是一年连换3任。走马灯似的换人，成为“凶县”名声的一大佐证。

民国十六年(1927)5月4日，南部县知事罗健候到任5月给上峰致辞呈：“窃知事奉委斯职，迄今已届五月，对于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虽极力督促，成功尚少……南邑田土硗瘠，除盐业外，农民恒缺半年之粮，加以驻军增多，较往年负担过重，每筹款令下，知事辄左右为难，筹则人民怨声载道，不筹则军队伙饷不能维持，往返磋商，终必军民兼顾……”南部难于治理，从中可见。

临近解放的南部，三党四派一变而为的两大党，一致对付共产党，14股匪特潜伏，秘密活动，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建政之初，在周边各县敌特猖狂破坏，暴动、暗杀频频发生之际，我县的“泥鳅”终未掀起大浪，社会安定，平衡过渡。为什么?除了“解放委员会”工作及时，为接管打下良好基础外，主政的马浩天领导有方是其根本原因。

下面，让我们打开尘封的档案，翻拣发黄的史料，采访知史老人，去追寻一下这位南部“父母官”创建新政权的足迹，看看他是怎样坐稳“凶县”这把交椅的。

褒城受命 昼夜兼程赴南部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将四川分为四个省级行政区，川北行署(省会南充)辖37个县(含中江和通南巴两个中心县)，分为南充、遂宁、剑阁、达县四个专区，分派“南下干部工作团”的1680名干部到川北建立各级新生政权。干部有限，南充地区8个县只有212人，南部分派23名。18日，在陕西褒城休整，赴南部的领导人选确定：县委书记马浩天;县长陈亮。在广元过了新年，马浩天、陈亮带领干部奔赴南部。组织上给他俩各配备了一匹马，但他们自己并不骑，用来驮背包。由于苍溪匪患严重，遂从剑阁绕道三台。在三台分为两队，陈亮带上史挺、宁纯信、通信员张树泉、马夫王万和，随警卫营(陈亮时任川北行署警卫营副教导员)经射洪、蓬溪去南充。陈亮到南充后，向地委书记孙先余提出申请，他说，自己没文化，南部县太大，县长一职干不了，请组织上让经验丰富的马浩天一肩挑。孙先余向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胡耀邦电话请示后，予以批准。另外17人(王杰、乔文德、张云梯、韩尚义、赵君波、赵玉、吕敏、尹喜成、张振中、李德、苗瑞川、李占鳌、刘梅、郭富禄、高敏如、李少华、王安祥)在马浩天的带领下沿唐巴路，昼夜兼程向南部进发。

南部是川北最大的一个县，有90多万人口，很穷，粮不够吃，号称“凶县”，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组织上在配备干部时是有所考量的，马浩天时年30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入党早，在解放区已当过两个县的县委书记，能说会写，文武兼备，是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

有序接管 党的法宝牢掌握

1950年1月7日，马浩天一行抵达南部，解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杨连杰、李步荣安排他们住宿在旧县府西侧一间屋内。人困马乏，他们席地倒头就睡。但初来乍到，情况不明，马浩天叫醒大家，安排好暗哨，分散到其他房间抱枪和衣而卧。第二天，老百姓听说新县长也在内，无不惊奇。因为国民党的县大老爷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哪有穿着跟士兵一样还一起睡地铺的呢?

1月10日，经中共川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批准，中共南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书记兼县长马浩天，纪委书记王杰，组织部长乔文德，宣传部长王正贤，副县长陈亮、罗愈康、蒲良全，公安局长王杰(兼)，民政科长韩尚义，财政科长张云梯，文教科长赵君波，司法科长李伯昆，建设科长蒲良全(兼)，秘书室政务秘书李绍华、事务秘书蒲万卷。当天，县城数千人在柳林广场举行了庆祝大会。马浩天登台讲话，这是他在南部公开场合首次露面。他慷慨激昂的讲话给人们巨大的鼓舞，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气度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怎么治理，从何入手的难题在临汾党校学习和南下途中，马浩天就一直在思考。总方针是：牢牢掌握和运用“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具体思路是：尽快健全机构，稳定局面;积极建设队伍，壮大力量;正确执行政策，避免偏差;超前化解矛盾，安定人心。

新政权一建立，马浩天按照既定的方针和思路有条不紊地开始执政，果然卓有成效。

一、牢牢掌握武装力量

马浩天接管政权后，立即将起义的“民众自卫总队”予以整编，撤销阆南纵队，改名“南部县大队”，由川北军区委派的赵连成任大队长，王银和任政委，张绵祜(民众自卫总队队长，率队起义后任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对和平解放南部城起了积极作用)任副大队长，地下党员蒲善全任副政委。设三个中队，282人。同时将区乡武装人员647人，集中到区整编，留用381人编为6个区分队，分驻各区，统一由南充地区、南充军分区领导，6月，县大队进行整编，排以上干部，全部由解放军派正规军干部担任，名称改为县警卫营。同时组建区、乡人民武装领导机构，普遍实行民兵制度和义务兵役制。12月，建立县人民武装科，隶属南充军分区和南部县委双重领导，全县组建农民自卫武装4万多人。1951年4月建立武装部，各区武装队长由现役军人担任。

由于县委牢牢掌握了武装力量，在清匪反霸等一系列对敌斗争中有坚强的后盾作保证，人民政权令行禁止，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那时，调动军警、部署军事、委派干部的权力高度集中，必须经过马浩天签批才能生效。例如，国民党溃逃时，在伏虎遗留下铜铁电线两大卡车，马浩天亲自给县人民自卫总队下达命令：

令人民自卫总队部：

着该部于本(元)月十四日午后一时派队长一人率队武装兵一班，来府听候工作，并前往大河乡会同该乡乡长办理前国民党溃军遗留铜铁电线两大卡车，照数押运返县，不得违延为要!

此令

县长 马浩天              

 1950年1月14日           

同时，给大河乡乡公所下达命令：

令大河乡公所：

查该乡属伏虎桥保长徐开智保存原因国民党溃军遗留铜铁电线两大卡车，今派员前来取，希饬令该保长照付为要!

县长 马浩天            

1950年1月14日         

同日，还派部队去老鸦乡取回两船军火。胡宗南部在溃逃时，将10船军火顺嘉陵江而下，在阆中被当地地下党武装押留8船，另两船逃脱。行至老鸦，被老鸦地下武装配合阆中双龙地下武装将其扣留，封存于老鸦岩。马浩天得到报告后，以县政府名义给老鸦乡公所下达命令：

南部县人民政府命令

令老鸦乡公所：

查前国民党溃军所有大批轻重武器为我截获，该乡接受。此种武器归人民解放军接受，抑悉该乡除自卫队原有武器外，全部交给人民解放军61军接受，勿得有违为要。

此令

马浩天                

1950年1月14日       

马浩天县长发布的安民布告

二、团结各界政治协商

统一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尤其是在新解放区，做好统战工作，开展政治协商，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马浩天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亲自兼任统战部长，并配备专职干部做具体事务。马浩天到南部的第二天，就登门拜访了县中名流陈任民、谢芳回和掌握地方武装实权的原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张绵祜等，商讨县事、衔接工作。他抓统战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建立组织，发挥其职能作用;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建设。

1召开各代会。1950年3月14日，县委领导召开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542名各界人士参会，代表们学习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听取了马浩天所作的征粮剿匪、禁烟戒毒、增产节约的报告。8月25日，由县委正式成立南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下同)，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407人，列席代表12人，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商恢复与发展生产及文化教育大计。1951年1月30日，召开第二次各代会，到会代表551人。界别由最初的13个增加到18个，对党外各界代表人士的安排范围也有所扩大。马浩天作了《各阶层人民应如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

马浩天和县委把各代会作为党联系和沟通各界群众的桥梁，十分重视。在任职的两年里，召开过两届共5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切实解决问题，在南部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成立工商联合会。工商界行业多、人员多，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点。1950年8月，工商联筹委会成立，设组织、调研、宣传、调解、总务等组，马浩天指示开展四项工作：一、县城按行业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工商政策;二、恢复生产，沟通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三、爱国守法，踊跃纳税;四、协助县政府工商科开展私营工商业登记，并组建行业工会。1954年5月，县工商联及11个区分会和80个乡支会相继成立。

短期内，工商联为繁荣市场，活跃经济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除全县人民捐献购买一架飞机外，工商联单独捐旧币1577亿元，购买了“南部工商号战斗机”一架，轰动川北。

3重用上层民主人士。马浩天对过去保护过地下党员以及在解放前后立过功的民主人士十分尊重，经常上门嘘寒问暖，交心谈心，邀请他们参政议政。例如，张绵祜率民众自卫队起义，对和平解放南部立下大功，县里特邀他为各代会常务副主任;任命教育界名人杜藉菁为建设科长;王谟初为各代会常委、川北区各代会教育界代表、法院刑事庭庭长、文教科副科长;陈任民为各代会负责人;尹绍伊为南部中学校长、王尚炯为教导主任;何乡林、张鉴晖为工商联筹委正、副主任;其他上层民主人士如张拔林、谢芳回、贾良骏、陈大经、谢于诚等均得到任用。统战部对统战对象还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按“省管”、“地管”、“县管”三类具册存查并上报，将其中10人列为长期保护对象。在工资、物资待遇上，使他们享受到高出同级党员干部的标准。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党外人士的工作积极性。

1951年底，第一期土改运动中，东坝有农民要求斗争陈任民(东坝人)，说他在民国二十年做过一些坏事。马浩天给工作队讲，陈任民是统战人士，要留“面子”给他，要说服农民，不能斗。

4使用好非党知识分子。在接受旧政权中，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录用了172名表现好的旧职人员，启用旧知识分子28名，分配在政府、统战、群团等部门工作。如清末的贡生、禀生、秀才王菼敷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张枢翘、李涵垓及社会贤达徐耘刍等都作了适当安排。

马浩天在主持南部县委工作期间，用他的真诚、谦虚，最大限度地团结南部各界人士，以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推动工作，形成了各界人士与党共商国是，协力接管建设南部的政治局面，为日后人民政治协商逐步走向制度化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照片说明：第二期土改，上级派来“西南土改工作团南部工作组”，由重庆、天津各大学的教师组成。1951年9月11日离别时，合影留念。前排右三为马浩天，右二为副县长岳小平;二排右一为马本良;后排右一为杜永镇，右二为李瑞林，其余均为下派大学教师。(马本良提供)

三、培养干部建设队伍

建政伊始，人员多、粮难找、干部缺、人手少。马浩天在解放区曾干过好几年党校的教育工作，对于培养干部的体会深、经验足。新政权一成立，他就指示县政府发布招生告示，决定立即开办“政工人员培训班”，从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人员。第一期培训班从300名报名者中招考了100名，地点设在三元亭原国民小学校内，班主任由马浩天亲自兼任，乔文德、王正贤、游传泰任副班主任，讲课方式是作大报告，课后分组讨论。主讲马浩天，他与陈亮、乔文德还分别讲授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分配到各区工作。那时，已将旧时的34个乡(镇)编为了6个区，任命了区委书记(或政治指导员)、区长。在用足用好南下干部、军队干部、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外，新培训的干部及时派上了用场。

接着，又开办了第二期，招收100名。到6月份，又在原建南中学开办农村干部培训班，挑选500多名贫雇农积极分子，短训后回乡组建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在新的基层政权未成立之前，代行乡村政权职能。1950年7月，川北区召开首届各代会，这项培训工作受到了胡耀邦主任的表扬。他说，南部县委抓干部培训，抓到了建设新政权的关键，做得及时，做得漂亮。

马浩天培训干部，站得高看得远，弘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训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如当时接受过培训的杜永镇、刘国兴、杨浒、梅庆林、马震环、游传芳等，后来都成了南部政坛上的生力军。

紧接着，为配合中心工作，又在原川剧团、后街等地连续开办乡村积极分子培训班7期，先后培训乡长、乡农协会主席、乡治安、文教、生产、财粮、妇女干部以及村级不脱产干部。从1950年1月至1952年共培训了3680余人次，其中女同志373人次，并将优秀贫、雇农发展为党员。

四、重视人才量才使用

唐克柱，遂宁人，“革大”学生，在建兴参加一期土改，写作能力强，所写简报引起马浩天注意，发现他是个人才，直接调到县委办当文书，受到重用。在南部工作多年，成为著名的“笔杆子”，后来调任南充日报社，任过副总编。

马本良是南部中学高三的在校生，1950年下半年，出席“川北区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南部上台参加竞选川北区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的演讲，成功当选执行委员。当时，胡耀邦就坐在台下。不久，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谈到干部奇缺的问题时，胡耀邦说：可以在学生当中选嘛，南部有个学生就不错。马浩天回县后了解到这个学生叫马本良，想安排他参加工作，但马本良想考大学，一再推辞。马浩天惜才不舍，派校领导三番五次动员，终于将马本良安排到统战部做干事。第二天又派送他到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培训，因马本良膝盖摔伤不能行走，马浩天特许他坐滑竿去南充。后来，马本良在统战工作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出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有次在川北区开统战会议时，还受到胡耀邦的单独接见。

五、借用旧职顺利过渡

新政初建，百废待兴，乡镇人民政权一时无干部可派。如何使政令通达，使基层乡村工作能正常运转?马浩天遵照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对旧乡保人员予以改造，为我所用，对稳定乡村秩序、完成征粮剿匪任务、收缴民间武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0年1月7日至9日，南部县解放委员会召开了首次行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乡镇的原正副乡镇长，乡大队附(副)76人，大会由陈任民主持，人民解放军周参谋莅会指导。会议决定：旧乡保甲人员暂照常工作;各级机构对旧有资产档案应妥为保管，听候接管;原民训机构、联防组织一律撤销;追缴一切散藏民间的枪支弹药及火药;保护通讯线路的畅通等。

1月20日，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乡镇长行政会议，会期三天。这次会议对稳定局势、维护乡镇治安、配合中心工作起了重要作用，马浩天的“坐得稳”由此开了一个好头。

第一天开预备会，由各乡保长讨论发言，马浩天、罗愈康等到会认真倾听，马浩天代表人民政府向旧职人员郑重宣布：

1从前旧政府工作人员仍照常工作，不能擅自离开辖地，政府接管后，根据表现量才录用。

2公安局发下去的枪支调查登记表，限7日内呈报，公枪和私枪一律登记。除县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外，不准组织武力，违者严办。

3治安问题，各乡保甲切实维护治安，对隐藏的散兵游勇和反动土匪予以清查报告。老鸦、建兴两乡活捉土匪，我们表扬;大河乡商店不用人民币，这是乡长的责任，我们给予批评。

改朝换代，旧职人员本是揣着疑虑不安而来，听了县长上述讲话，情绪趋于稳定，敢于当面直接反映问题。流马、建兴、定水、碑院、石河、王家、新政、东坝等乡保长报告了下面存在的诸如土匪抢劫、无故鸣枪、旱灾缺粮等情况，使马浩天知晓了基层的民情。

会议第二天，专议征粮。乡保长发言，个个叫苦连天，强调客观原因。马浩天总结讲话，有针对性地讲了四点：

1为什么征粮数目这么大?解放军要驻川休息，收编的国民党军队要在川训练，公职人员人数也不少。四川人民负担粮食是必然的。不久，军队要解放新疆而离川，征粮是暂时的，困难也就三五个月，一定可以克服。

2征粮原则：有粮多出，少粮少出，无粮不出。各小组发言千篇一律，都说十室九空。这是你们对大户的包庇!在旧政权，你们讨好大户，欺压贫民，今天的政府反过来，非要大户出粮不可。

3过去你们保护大户的利益，自己也一样占便宜，今天你们要改变立场，先把自己的存粮拿出来，一来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二来可以免今后政府的处罚。望大家以陈任民、谢芳回先生为模范，努力献粮。

4请记住刘(伯承)将军的约法四章：一是积极工作，立功赎罪;二是手续清白，不准贪污;三是照章办事，违者严惩;四是功绩卓著，见功奖励。

这次会议，使旧乡保长的畏难、恐惧情绪减少，大多能奉公守法，配合征粮工作队，以行动争取自新。但地主不愿献粮的观望僵局，一直持续到5月12日的县委扩大会召开后，纠正了悲观情绪和强迫命令，才真正打破。

对于旧乡保长，马浩天不是采取简单的命令方式，而是很讲究工作方法。这在他给王家乡伪乡长汪鼎权的一封复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鼎权乡长大鉴：

元月19日惠书收悉，你能示范一乡，首先捐献，对富户实行合理负担，至足欣慰。希即坚持到底，不屈不挠。唯对于一般富户须先行尽力劝导，苦口说服。其中孰为进步分子，应细心分别对待。

……你同时对你乡自卫队作一调整以加强自卫力量，而富豪反对力量有限，当亦不足畏也。如果有顽固不化、怙恶不悛之反动富绅，尽力择其首要报请扣押讯办以儆效尤。肃此奉覆，顺颂

公安

马浩天           

复信没有落具体日期，但可以推算，大约是1950年2月上旬。从信中可以看出三层意思：一是表扬鼓励;二是征粮政策引导;三是指示加强自卫力量。

事隔7个月，征粮剿匪工作胜利结束后，县委、县政府于9月21日开办了旧乡保人员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数330人，学习时间一个月。学习的方针是：着重思想改造，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政府与伪政府有本质的不同，去掉旧包袱，重新做人。对于马浩天的这一举措，《川北日报》以题为《南部县调训旧乡保人员》作了报道。

至1950年11月废除乡保甲制度，全县划为12个区、97个乡、2个镇、708个村，乡镇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过渡期平稳顺利，与马浩天正确安抚、使用、改造旧职人员有密切关系。

六、接管登记一丝不苟

新政权接管旧政权，并非简单地刻一枚公章，搬进桌椅办公了事。马浩天雷厉风行，于1月12日就与解委会开会办了移交，县人民政府重新组织接管委员会，由委员12人组成，马浩天兼主任委员，按系统对口接管旧政权的一切机构。接管登记从三个方面分别展开：

一是人员登记。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1月中旬先后发布第一、二号布告，命令一切特务人员、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骨干分子停止活动，立即向人民公安机关登记自首。

同时对在职工作人员逐一登记，通过自上而下的登记，县委、县政府很快掌握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为划分阶级成分、孤立打击敌人、团结使用进步人士等提供了依据。

二是枪械登记。旧政府土匪横行原因之一是枪支可以买卖，流散民间。新政府一成立，立即命令收缴枪支弹药。这项工作由各区公所督促各乡保长承办，后由下派工作队与农协会再查补登。下面抄录一份当年上报的登记表，足见工作之细致认真。

南部县人民政府柳驿乡武器弹药登记表

1951年结合清匪反霸，继续清查收缴，收冲锋枪56支，长枪1128支，短枪389支，轻重机枪10挺，共收枪1647支，使枪支弹药得到了完全有效管理。

三是公物登记。这项工作既繁复又琐屑，但马浩天同样不厌其烦，亲自过问，强调入册、登记、交接一清二楚。从当年的接收清单资料看，登记得相当详尽，连螺丝钉多少颗，废轮胎多少个都记录在册，每页盖有公章，末尾有交接者的亲笔签名和私章。

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马浩天对接管工作的认真负责。

易民苏是旧南部县政府最末一位县长，解放前夕，他弃职逃去成都。慑于人民政权的威力，解放不多日，即向成都市军管会政务处书面登记。登记时，按照军管会的要求：必须书面向南部县人民政府交代清楚交接事宜;必须填表留下通讯地址;必须留下照片，说明日后去向。成都市军管会于1950年2月16日致信南部县人民政府，告知易登记后已去重庆，通讯地址是“重庆青年路37号文具社光厚存交”，永久通讯处是“涪陵二区堡子乡”(易是涪陵人，笔者注)，并附寄易给南部县人民政府写的一封长信。马浩天获悉后，于2月24日亲自给易民苏复信。这封信是马浩天在南部工作期间留下的两封私人信件之一，弥足珍贵，特引录于下：

民苏前县长大鉴：

长函读悉。南部人稠地瘠，灾重乏粮，解放既晚而国民党匪军溃散县境，勾结土匪特务作恶害民，以致社会秩序尚未急切安定，接管工作尚未顺利完成。方忧勤之不暇固不用过誉也。

奉命以来，视县府旧有公物、文具、电灯、门窗几乎一无所有，各机关学校乡镇电线亦复破坏不堪。贵任交案除赵文藻等指出一堆文卷，解委会转交县印一颗外，余即无人承交。天(我)对过去公务员固绝无为难之意，但对国家公共财物亦绝不敢轻易放弃，自取咎戾。近查邻县各前县长大多固守岗位，依法清交，惟公端反，各前科室人员尽弃职守数月未交。应请早日返南负责清理，依法交代以清手续。政府对守法之前任、公务员决予保障、不误自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光荣胜利以还，各界人民争先向化，一如阳春时雨、草木丛生。读台端自述，过去既同情革命，现又能努力进修，即请在工作中立功自见，助我早日完成接管任务为感。耑覆。顺候

春安

马浩天             

1950年2月24日     

易民苏是否收到这封信，是否回到南部办理移交，档案没有记载。年代久远，亦无可稽考。今天，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得知的是：在马浩天进入南部建立新政权的初始阶段，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他还给旧县长去信，规劝其回县办理正常交接，足见他工作之勤勉细致，待人态度之平易谦和。

给易民苏的信(手稿)：

马浩天主持下的接管工作是快速而卓有成效的。公有资财、文书档案、枪械弹药等一一登记造册，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今天翻阅仍令人佩叹不已。

由于马浩天对接管工作高度重视、要求严格，使得国内所存清代档案中，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时间跨度最长的县级地方政权档案——《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被保存下来了。这份“中国档案语言文献遗产”如今已成为“国宝”，这有马浩天和王杰的一份功劳。

据健在的南下干部吕敏讲：“南下干部中4人分到公安局，王杰任局长，我是他的通信员，还有赵玉、尹喜成是文员。我们住进位于当铺街的旧公安局内，见一间屋里堆满了破书烂卷。第二年初吧，公安局搬迁到女中去，有人说，这些烂书与公安局无关，不管它。王杰请示马浩天，马说，一张纸也不能丢，全部搬走，仍由你们公安局保管。人手不够，叫来公安大队的士兵帮忙，一件不少地搬到新址去。”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4000多卷档案的价值，只觉得它是“公物”，不能丢弃。殊不知，正是这一丝不苟的公物意识使得“国宝”在公安局安然沉睡而存世。

马浩天重视接管中的清理、登记，保护了国家财产，在川北区成为了典范。1950年5月18日《川北日报》登载新闻：

南部财粮清理委员会 查出巨大税物公粮亏空

已于3月1日开始办公，着手清理伪政府税捐处，田粮管理处，仓库、县银行等机构的账目和财产。查出1941年到1945年度的官商欠稻谷1710余市石，被各乡村保管人员挪用而亏空了稻谷，从1941年至1949年止，共有了1980余市石。各集中仓库存粮被管理人员亏空的从1946年到1949年的共有米2740余市石，稻谷1880市石。现县人民政府已给各亏空税款或公粮的人员发出通知，要他们自动交出人民财产后不予追究。

编辑部还写了题为《一个很好的范例》的短评：

南部县人民政府接管工作告一阶段后，即组织了财粮清理委员会，以县长为主任委员，展开各项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个范例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各级国民党官僚机构在瓦解崩溃之前是把许多国家财产分散隐蔽与贪污浪费了的，如果能够把它如数或大部清查追缴出来，就可增加我们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这在我们目前财政困难的时候，对于国家建设事业将起重大作用。

二、清查工作是一个极其重要与复杂的工作。一是要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南部县清理工作之所以有比较显著的成绩，是与县长为清理委员会主任亲自领导分不开的。

三、(略)。

头脑冷静 执行政策掌稳舵

1950年1月至10月底，征粮剿匪同时进行，11月至翌年2月初，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紧接着进行为期7个月的土地改革，年底开展“三反”、“五反”，至1952年7月结束。期间，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贯穿于土改和“三反”、“五反”之中。

这一系列运动如急风暴雨般摧枯拉朽，斗争形势严峻而复杂。马浩天放手发动群众，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打垮了反革命、封建势力，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经受了考验、站稳了脚跟，从而树立起了他在全县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下面，讲讲采访到的几则小故事，看看马浩天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区长欲占二完小。地下党员游传泰在和平解放南部中做出过贡献，1950年2月被任命为城关区区长。上任不久，他嫌区公所(暂设南街福音堂隔壁)狭小，便要搬去二完小。校长李斌履立即向文教科长赵君波作了汇报，赵叫科员杜永福去报告马浩天。马说：“去把游传泰叫来!”游来到后，马浩天只说了一句话：“你即便有一百个理由，学校能占用吗?”如今已88岁的杜永福在向笔者叙述这件事情时说：“马浩天威信很高，只一句话就制止了游传泰的错误行为。”事后，马浩天以此事为例，告诫干部：讲排场是旧衙门作风，绝对不能滥用权力。马浩天对事不对人，仍然信任游传泰。不久，游在征粮中受到了表扬。4月23日，《川北日报》第一版《县长下乡领导工作人员带头南部形成交粮热潮不少乡镇超额缴纳》一文中报道：“旧老鸦乡长刘文烈、旧定水乡长李伯烈及城关区长游传泰等许多征粮工作人员都纷纷带头完成自己应缴公粮。”

桐油炒饭，一场虚惊。一天晚上，马浩天、陈亮、王杰、乔文德等几个主要领导开会到深夜，马浩天的通讯员王安详到厨房弄了一碗干饭吃。马浩天说：“都饿，怎么你一个人吃?”王安详连忙进去把还有的饭炒热了端给大家吃。天亮时，吃了炒饭的人都呕吐。同事们闻讯赶来，都认为是有坏人投毒。警卫营长也来了，把枪往桌上一拍，叫司务长赵尔康说清楚。因为当时敌情复杂，全县已经发生几起坏人投毒事件。马浩天捂住腹部叮嘱：别慌张，等县医院的院长张福成来了弄清情况后再说。事情很快搞清了，是王安详误用桐油炒饭，张院长给大家用药后，很快止吐。

刑场传令，枪下留人。这个场景被电影、电视、民间传说反复复制，人们并不陌生。但发生在我县大河乡的这一幕，经调查核实，确有其事。

1951年初，大河乡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罗明阳、黄秦堂、谢蕃洲，三人被插上死刑牌签押赴刑场，即将执行。县上的通知及时到达：改判谢为无期徒刑。谢当过国军连长，集乡长匪首于一身，多有劣迹，按律当诛，故交群众公审。但为何又临场改判呢?这就与马浩天的指示有关了。马浩天在审查死刑犯名单时，指着谢蕃洲的名字对工作人员说：此人论罪当死，但他立过两次功，为体现党的政策，应该从宽处理。

南下干部进入南部县城的头晚，即1950年1月6日，夜宿大河小学楼上，半夜时分被乡丁包围，谢闻讯赶到呵斥乡丁们：“这些天国民党的军队大逃窜你们没看见?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们找死呀?滚回去!”替马浩天一行18人解了围。

人民政府成立后，谢蕃洲率领匪伙30余人集体向政府坦白悔过，缴出卡宾枪2支，大快枪1支，手枪7支，步枪17支，成为自首典型，予以宣扬。

吸取教训，制止武斗。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矛头所向都是地主富农。一方面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翻身解放，高兴万分;一方面是面临灭顶之灾的富户惊恐万状、百般抵触。这场革命来势凶猛，涉及到各人利益，矛盾突出，局势异常复杂。运动初期，没有经验的工作队和农协会员或“左”或右，在所难免。而掌舵人马浩天深知：必须讲政策、守纪律、有方法。对于正确执行政策，马浩天感同身受，有深刻体会。他在山西解放区的“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中受到过“左”的冲击，时任怀仁县委书记的他被斥为“走富农路线的书记”，枪被收了，关起来审查。后来纠“左”，才放出来复职。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严肃指出：“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07页)。毛主席的这篇讲话，马浩天在南下前就反复学习过，在解放后的土改中，已成纲领性文件，广大土改干部更是多次学习讨论。但是，不少干部为急于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对财产拼命保护的嚣张气焰而施用武斗、肉刑，甚至胡乱杀人。王家区第二土改分团团长刘中良(川北行署民政厅长)，听信捕风捉影的汇报，未经任何调查，对12岁的汪柏林和14岁的刁丙尔施刑，以“投毒罪”分两次召开群众大会，予以枪毙，造成恶劣影响。

据杜永福老人回忆：“第一期土改，我在永兴，攻势太猛，地富闻风丧胆，一女地主活活吓死;附近三官乡的一家地主，全家绑成一串集体沉塘。第二期土改在大桥、升钟、思依、富驿、大坪5区开展，是马浩天带队，我在狮子乡，见农协会吊打地主，我未制止，马浩天狠狠批评了我，通报全团：不允许武斗、肉刑!谁不执行政策出了问题谁负责!”的确，第一期土改来势凶猛，下面执行政策普遍极“左”，导致杀人太多、施刑泛滥。上级对这一严重问题发文予以纠正，在马浩天的正确领导下，第二期土改差错相对较少。

善于思考 勇于检讨勤总结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马浩天不仅能干会说，还挺会写。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翻阅了当年的《川北日报》，果然找到了马浩天公开发表的5篇文章，每篇都在2000字以上。这5篇文章都能结合中心工作和自身的实际深入思考，有观点、有事实、内容充实，颇有思想深度和广度。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我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1952年2月24日第三版，约3800字)一文。这篇长文是在县机关干部“三反”动员大会上的发言稿，马浩天带头作自我检讨，首先列举了自身错误的具体表现，再从思想深处挖根源，最后指出5个改正的努力方向。发言表明了对“三反”的态度和决心，由此带动了所有领导干部，人人在大会上自我检讨。经过自我交代、群众检举，揭发出大、中、小贪污分子716人，追缴赃款154亿元(旧币)。根据情节轻重，判处死刑5人、徒刑22人、清洗67人。还揭发出一些机关单位的窝工浪费、乱花公款、大吃大喝现象。

马浩天不但能文，还会作诗。在南部期间留世的诗《吟大坪》可一见风采：

迭迭烟霞盖几洲，苍松翠柏锁江楼。

沟名骡子骑龟背，岭耗猫尔坐风头。

鸭洞岩旁风景好，猪槽垭上笛声悠。

龙滩绕过龙杖寺，石伞高撑照石牛。

那时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被推着走的，马浩天作为一名地方的领导干部，奉命行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本也无愧于心。可是，他是个善思考、勤总结的人，对走过的路、干过的事，总要回头反省、检点一番，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这一特点。

上了点年纪的好些南部人都知道的“尹绍伊案”，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滔天波浪中，由马浩天领导、公安局一手承办的。这是一桩令人痛彻心扉的大冤案，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当年自己犯下的这一错误，悔恨不已。

20世纪20年代，尹绍伊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思想进步，1928年入党后，受党指派与马安华、李蜀俊等地下党员一道打入国民党南部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尹还担任了常务指导委员，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敌人恨之入骨，斗争中被敌打伤。1929年11月担任地下党南部特委书记，1934年担任地下党南部城关区委书记，当年被捕，出狱后脱党在四川省保安处编译处工作。1947年返县执教于县中，协助蒲善全、张绵祜等做迎接解放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南部中学首任校长。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他与本校的教导主任敬继书、事务主任曹杰人及教师宋延恭、林特民、周昌九、李时中被反革命分子诬告，指控为“潜伏学校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于8月25日逮捕，刑讯逼供，草率定案。10月1日，尹在题为《国庆日的报告》中写道：“……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冤苦无法申诉。中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得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大申了冤苦，然而，曾受艰难困苦的共产党员，如今有冤未申……今日为伟大的国庆日，我尽力抑制心中苦痛。20年前我参加革命至今，对革命工作、对人民绝无罪过……我要见一见马县长……我冤枉了!”逮捕仅隔45天，于10月8日在柳林广场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匆匆处决了6人，李时中判刑12年。从监狱到刑场，尹绍伊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尹绍伊冤枉!”

事隔28年，“尹案”得到平反。

20世纪80年代，张树泉去云南昆明治病，曾在马浩天家住过一阵子，谈到往事，马浩天沉痛地说：尹绍伊等被错杀，我有责任，我对不起他们。1985年县里搞“智力支乡”座谈会，马浩天应邀回来过，1999年还单独回来过。他在与同事们的闲聊中，好几次都表达过认错、自责、内疚的意思。

知史老人 缅怀书记齐夸赞

马浩天于1952年初调离南部。如今，与马浩天在南部共过事的“土改”干部剩下不多了，他们都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笔者采访了10多位。提到马浩天，他们众口一词，称赞有加。下面摘录几位老人的评价：

马浩天很能干(讲述人：赵其勋，86岁，曾任建兴中学首任校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办主任。)1951年2月，南充地委正式成立，孙先余任书记，马浩天、王大昌、李国珍、张平、智泽民、黄定基、刘天相7人为委员。全地区8个县中只有南部和南充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才是地委委员，可见马浩天是很受上级重视的。他的确是个能人，工作能力很强，既会说，又会写。《川北日报》上经常有他的大块文章发表，南部的刘学官、唐克柱、游传善等几个年轻人在马浩天的培养下，不断在《川北日报》上发表文章。南部的文章数量很多，新闻工作名列前茅，都是因为马浩天自己带头写，鼓励手下人写。这几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大笔杆子。

他在南部坐得稳(讲述人：张庆云，87岁，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县政协副主席。)马浩天是知识分子，处事稳当，书记、县长一肩挑，老百姓不喊书记，只喊马县长，全县的大人娃儿没有不晓得马县长的。国民党留下个烂摊子，穷得叮当响，但他能很快理出头绪，把方方面面的事搁得平平顺顺。在号称“凶县”的南部镇得住、坐得稳，体现出非同一般的执政能力。

他受欢迎不是靠权力大(讲述人：简耀，82岁，南下干部，曾任区委书记、县团委书记、检察长。)马浩天在南部待的时间并不长，但那一段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实在难忘。他对这片土地也充满了感情，退休以后，曾三次回过南部和我们这些共过事的老同志座谈、散步、合影。南部今天如此繁荣，与他当年建政奠基有关，他的功劳，南部人民忘不了。从马浩天的成功执政说明一点，当官受欢迎，不是靠权力大，不是靠架子大，而是靠才干，靠政策水平!他建政有功，干部群众都服他。

他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讲述人：张树泉，85岁，银行退休干部。)我也是与马浩天一同南下进南部的，我们北方来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普遍低。马浩天不一样，有文化。在“西安事变”后参加了革命，到延安学习结束分配到山西大同搞抗日活动，曾经在火车上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而磕掉了两颗牙。他工作认真细致，思想工作抓得扎实，不偏信，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开会讲话不念稿，讲话很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常常涉及政治经济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等内容，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因此，众人都很拥护他。进入南部不久，民主人士陈任民还拿出了4支卡宾枪、4支手枪、留声机，还有派克钢笔交给马书记，表示一定跟党走。

他的气魄非常大(讲述人：戴文清，87岁，公安局退休干部。)刚解放时，人缺粮，马缺料，干部少，摊子大，难题多。最难搞的是征粮，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都不愿交。但是马浩天不是简单下命令，而是动员各界力量，仅仅两个月就打开局面，完成了上交五六千万斤粮的任务。后来，分别办学习班，收缴武器，登记造册，一系列的工作忙而不乱，为稳定政权扫清障碍，他的气魄非常大。

他很注意积累资料(讲述人：杨浒，83岁，曾任区委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卫生局长。)我认识马浩天很早，1950年第一期政工干部培训，他就是我们的主讲教师。搞土改我分在团部，一直在他身边，给他摘编材料。队长由他决定，干部由我分，如有人告状，由我去查。各乡送来的报告，他都要看，划重要符号，我摘抄下来，年终写总结用。他很会写文章，平时就注意积累资料。他发现唐克柱会写，就调来当文书。在读书写作上，他以他的亲身经历教育我，影响了我的一生，他是领导兼导师，我很敬重他、怀念他。

1949年12月16日，是南部解放的日子，在解放50周年时，南部县委邀请原县委书记兼县长马浩天回县参观访谈，与我们合影留念，我有感而缀句。

解放五十年再见马浩天

壮年奉调晋职滇，岁月沧桑逾耄年。

三起三跌仍体健，一生坎坷非等闲。

冰融雪化春终到，大庆之年聚蜀川。

回首马公南下事，新朋老友争相言。

解放南隆急速至，爱民县宰绩斐然。

基层民主建新政，奴隶挣脱铁锁链。

匪霸肃清民安乐，实行耕者有其田。

时局稳定无叛乱，执政策略比邻全。

干部育成新一代，为民勤政自清廉。

民心舒畅实堪赞，有口皆碑颂公贤。

“老马”很关心人(讲述人：马本良，84岁，曾任农工委秘书。)我调到统战部就被送去南充培训，一个月后回到县里没几天，要我去第二期土改团部报到。我背上被盖卷去升钟，经定水、圆山，天黑了还没走拢。团部很着急，派了四五个人打上火把到蒲家嘴山上喊我。我一翻上山就听到，接上了。他们很高兴，告诉我：“这是马县长叫我们来接你。”到了设在玄塘湾的团部，马县长拍着我的肩：“你这匹小马腿短跑不快，天黑这么久才跑到。饿坏了吧?快吃饭去!”团部人不少，有四个姓马的，人称“四匹马”：老马是他，小马是我，高马马国为(大高个)，矮马马鹏飞(西充人，个矮)。老马没半点官架子，倒像大家的大哥，工作之余，有说有笑。晚饭后去游泳，还和我们打水仗。

马浩天(右)与马本良合影(马本良提供)

但他工作起来很亡命，晚上批文件、写东西，经常办公到深夜两三点。土改结束后回到县里，我仍在统战部任干事，他兼部长。平时他叫我和他一路去看望民主人士，一见面就嘘寒问暖，走时都要叮嘱“保重身体”。

他培养我成长(讲述人：吕敏，首批进入南部的23个南下干部之一，81岁，仪陇县粮食局离休干部。)我是山西夏县人，没上过学，16岁随我县区武委会主任王杰参加了革命。进入南部还不满17岁，给公安局长王杰当通讯员。马浩天是我们的老领导，从陕西褒城分派工作后，我就在他手下了。他常常对我说：“小鬼，你要学文化哟，没有文化干不好工作，干不了大事呀!”时不时还教我认字，给王杰打招呼：“你要多帮助你这个小老乡呀!”1952年，他派我到川北行署办的工农干部学校脱产学习，这一年半让我脱了盲，政治思想进步很大。毕业回县，分去升钟区做青年工作。

谢瑞贞、李开珍是他栽培的(讲述人：周君玉，83岁，曾任南部县妇联主任、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马浩天十分重视妇女工作，我县名扬全国的两个女劳模就是他一手栽培的。枣儿乡夏家沟的谢瑞贞在抗美援朝中送夫参军，成为马浩天看中的先进典型，经媒体大力宣传后，带动了全县几百人入伍。其事迹不仅登报还写入当时的小学课本。1952年春，谢入了党，被选拔作为农民代表赴苏参观，被斯大林接见。回国后到川北各县宣传演讲，为走合作化道路而呐喊。南隆乡黄家坝的李开珍因勇斗假农会而被坏人吊打，马浩天闻讯及时派民警解救，由此开始重点培养苦大仇深的李开珍。李开珍担任首任民选村长后，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是全县的领头雁，成了川北的劳模。1952年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又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选为全国劳模，与申纪兰一起应邀到周恩来总理家做客。南部县的这两个农村妇女，是翻身做主人的典型，在党的培育下，扫盲、参政、入党、提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是妇联干部，长期和她俩有联系，见证了她们的成长，她们为南部人民争了光。可以说，没有马浩天的发现、重视和树立，就没有她们的荣耀和名声。

他是穷苦人的靠山(讲述人：文宗芳，女，81岁，土改后曾任乡妇联主任、乡长。)第一期土地改革，马浩天县长骑着高头黑马，腰插手枪，带着“革大”的几个学生来寒坡乡红山庙搞试点，他老婆丁志立随队搞妇女工作。红山的情况很复杂，穷富差别大。老辈李伦春是袍哥大爷，有钱有势，五个儿子(号称五才)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穷人不敢开腔说话，工作很难开展。他和丁都是北方人，与当地人交流困难。我当时17岁，三清村人，很活跃，又麻利，被工作队选来协助丁志立，既做群众工作，也当翻译。相处几个月，马县长给我留下三点印象：一是很随和，从外表看，他威风凛凛，有股杀气，实际上一打交道，才晓得他很朴实，莫得半点官架子，在农民家喝几口水，吃碗红苕酸菜就是一顿，是可以端着碗在茅坑边吃饭的那种人。二是他对穷人很好，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尽量扶持穷苦人。他的马夫叫陈元泽，家穷，父母年老快不行了，马浩天知道后，就给二老分了两副棺木，解决了他家的后顾之忧，令陈家感激不尽。第三是办事公道，实事求是。他听到各种反映，并不急着处理，而是布置队员搞调查、摸底，按政策划分成分，对李家兄弟“飞起吃人”的反映不搞一刀切，而是分清功过是非，对首恶者在玉池寺开公审大会“敲了沙罐”。听到群众为某某抱屈：××是个造孽地主。他就注意了，派人复查，要求一定要搞准确。他严格执行政策，长穷人的志气，让穷人得了实惠，灭了地富的威风。我跟着马县长学到了不少东西，土改结束后被调到寒坡乡当了妇联主任，后又任八庙乡的乡长。由于“害脚”，生病6年，脱离了干部队伍，在家务农一辈子。

要把文工团办成陕甘宁的红色宣传队(讲述人：朱永璧，75岁，南部县川剧团著名演员。)南部川剧团是1950年春建立的，当时叫人民川剧团。1952年春，张榜向社会招生32名，我与张宣秀、游传清、胡习珍、朱绪福等被招了进去，连同招收的民间艺人，共计50人。进团后学文化、学音乐、学舞蹈。教我们跳舞的是文化馆的敬老师，她在会上说：“招你们，是马县长的指示，他打算建立一个文工团。他说，光唱川剧太单一，唱歌跳舞，话剧秧歌，各种形式都应有，可以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就像陕甘宁的红色宣传队那样。”于是，在每场川剧演出之前，我们这批学员都要跳翻身舞、马车舞、花棍舞，演宣传土改、婚姻法的小节目，令观众耳目一新。不久，马浩天调走了，县上有领导说，我们是农业县，养不起两个文艺团。文工团胎死腹中，学员星散，我留团学川剧。今天回想，马县长当初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他重视文艺，知道它独特的作用，就是有见识、有胆魄。

马浩天的威名大得很(讲述人：黄绍英，85岁，大河乡罐儿垭村农民。)土改时，我是农协会会员，大小运动都是经历过的。马浩天这个人，没见过;这个名，大人娃儿都知道。坏人听说马浩天来了，吓得打抖抖。乡里的娃儿哭，大人就说：“再哭，送你去见马县长!”娃儿马上就不敢哭了。

结语：他的威名来自于党的政策

马浩天开辟南部新政权无疑是成功的，老百姓有口皆碑便是明证。之所以深受百姓拥护，归纳干部群众的反映，作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他个人有如下优点：一是善于团结。既能协调班子成员，尊重集体领导，作风民主，又能团结社会各阶层，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合作搞建设、谋发展。二是理解政策很透彻，有主见。既能按上级规定完成任务，绝不拖拖拉拉，又能体恤下情，不死搬硬套，工作方法相当细致，有很高的技巧。三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不图享乐，大公无私，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四是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处处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干群关系处理得很好。

的确，马浩天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自古以来，黎民百姓拥护的就是为民办实事的清官、好官、能官、德官。马浩天深谙为官之道，1999年底，他第三次回到南部，曾在与朋友的闲谈中背诵过三副对联。第一副是：“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斯寸心无愧，不鄙斯民。”第二副是：“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第三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当他的朋友接受笔者采访拿出当时的记录时，笔者为已是高龄的马浩天老人能清晰背诵这些对联而吃惊，不仅为他的博闻强记而惊叹，更为他早已把从政座右铭刻于心间而由衷敬佩。事后，笔者查阅到了这三联的出处，第一副对联是清代为官清正、深受人民敬仰的名吏余小霞任三防主簿时在衙门里撰写的。珍惜官位的来之不易，珍惜民众的期盼之情溢于言表。自己告诫自己：应勤政爱民，做到问心无愧。第二副对联是清代清官赵慎畛在桂林府衙撰写的，表达了他克己勤勉、廉洁奉公的决心。第三副对联是河南内乡县衙大堂楹联，把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真是掷地有声，充满正气。看来，马浩天在青年时代学习、从政的10年间，博览群书时已将这些精辟的警世箴言牢记心间，已经有了学习的榜样，把先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为官做人的标杆。由马浩天谨记名联一生可见：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人，他的成功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源于他的抱负和理想!

除此之外，马浩天在南部的威名与党的土改政策深得民心不无相关。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广大农村败落之极，毫无生机，而农民则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在此背景下，志士仁人曾提出过很多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落脚到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实现“耕者有其田”两方面。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将“耕者有其田”政策贯彻于实践的政党。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祖祖辈辈都迫切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土改运动实际上是这一需求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符合农民意愿的。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纠缠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才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真心拥戴。

南部农民本来很穷，马浩天执行党的土改政策领导农民翻了身，给城乡注入了活力，人民群众把对党的感激之情具体化到执政的“县太爷”身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此，从更深一层来说，他的威名其实来自于党的政策!

马浩天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马浩天之弟、马浩天之妻丁志立、马浩天

后排左起：马浩天大儿子、女儿、二儿子、三儿子(张树泉提供)